中央纪委首次主导通报

导读：每天1-2篇，有时控制不住自己会写3篇，甚至4篇，财经类和敏感类文章主要发布在星球，公众号以地缘和海外类文章为主。 【正文】 2026年9月11日，中央纪委办公厅与财政部办公厅公开通报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具体解读如下， 一、中央纪委首次主导通报隐性债务问责案例的背后 本次隐性债务问责案例通报主要有以下几个关注点： （一）本次是中央纪委首次参与并主导通报隐性债务问责案例：上升至政治高度 之前六次通报均为财政部单独进行，本次是中央纪委首次参与且为主导，其在顺序上位列财政部之前，显得另有深意。同天人民日报以《真刀真枪问责！化债绝非数字游戏》为题对此进行了说明，即这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精准落地、刚性落实，以助于形成“纪委监督执纪问责、财政专业监督溯源”的闭环治理格局。 显然，和财政部单独通报相比，中央纪委参与并主导通报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排查精准度、查处震慑力，更表明隐性债务整治绝非阶段性、运动式整治，而是会一直保持高压态势。同时，中央纪委参与进来，也和近期开展的“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加强党的建设”部署相车相成。换言之，隐性债务的问责可大可小，大到会上升到政治问题。 （二）本次问责案例的内容亦值得关注：首次将“新官不理旧账“纳入追责范畴 1、本次通报覆盖省、市、区多个层级，以及陕西渭南、安徽阜阳、江西九江、四川宜宾、贵州毕节、宁夏银川等多个地区。 2、人民日报发文呼应尚属首次，其在文章中的提法比较有意思， （1）提出“新增隐性债务多源于地方发展冲动、政绩观偏差，化债不实本质上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虚假执行、变通落实，通过篡改数据、账务腾挪、纸面消费等方式掩盖真实债务风险，严重误导宏观决策“。 （2）提出“长期以来，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益性国企一度成为隐性债务滋生、风险藏匿的‘避风港’，部分企业负责人凭借体制特殊性漠视债务管控政策、违规决策举债。 3、本次是首次将“新官不理旧账”纳入隐性债务追责范畴，如人民日报提出“债务无论形成于何时、源自哪一任，现任领导干部只要消极履职、拖延观望，未主动推进债务化解、未落实风险管控责任，就是对中央化债决策部署的落实不力、履职失责，必须依规依纪追责问责…精准破除了部分地方官员‘击鼓传花’的侥幸心态和推诿思维”。 （三）本次问责对象有所扩容 和之前主要聚焦国企、平台、政府及部门、金融机构等形成，本次问责对象进行了扩容，将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宜宾市原副市长兰宏彬等人纳入，并排在本次六起问责案例的前两位，同时其余四次问责案例中亦列明相关违规违纪人员，政治站位较高。 二、 2022 年以来，财政部已经累计通报 7 次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 （合计 50 起） 初步统计来看，2022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分别于2022年5月、2022年7月、2023年11月、2024年9月、2025年4月、2025年8月与2026年9月累计七次通报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目前已累计达50起（前四次分别为8起案例、最近三次分别为6起案例）。 （一） 2022 5 月：通报 8 起隐性债务问责案例 （首次官网通报 2022年5月18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并在官网通报了其中8起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对涉案人员进行了相应处罚，体现出中央近年来针对地方隐性债务关于“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要求，反映出财政体系对隐债化解不实以及隐债新增两大问题比较关注或者说比较在意。 （二） 2022 7 月：通报 8 起隐性债务问责案例 （首次披露了债权人 2022年7月2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融资平台公司违法违规融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直指陕西延安、黑龙江牡丹江、贵州遵义、江苏洪泽县、安徽池州、山东沂南县、江西乐平、重庆黔江等8个地区的融资平台公司涉及的隐性债务问题。 和2022年5月那次通报相比，本次通报案例中把债权人信息也披露了出来，具体包括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贵阳银行遵义分行、交通银行池州分行、工商银行乐平支行、景德镇农商行、九江银行等金融机构或类金融机构。 （三） 2023 11 月：通报 8 起隐性债务问责案例（首次通报两起银行被问责案例 2023年11月6日，财政部官网通报8起隐性债务问责案例，涉及隐性债务规模合计达到475.16亿元，直指湖北、陕西、广西、河南、四川、江西等地。不过和过去两次通报案例不同的是，本次还首次通报了两起银行被问责的案例，即农行陕西省分行和芜湖分行。 当然，对银行等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问责仍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体系负责，财政部门这里仅负责汇总通报，以形成警示效应。 （四） 2024 9 月：通报 8 起隐性债务问责案例（通过国企新增隐债等） 2024年9月19日，财政部官网通报8起隐性债务问责案例，涉及隐性债务规模合计达117.09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