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里的真相：谁在敲诈，谁在恐惧？ ——六评赵瑞胜案

此前就赵瑞胜案写过五篇文章了，被人误解为我是辩护人，被人误解为我站队，但事实上我只研究其证据，不管谁反对我。因为动机并不重要，魔鬼往往隐藏在细节中。我试图挖掘被裁判文书以及媒体所忽略的，但我认为对事认定和定罪量刑又很重要的细节。至于有无道理，只有明事理者。 一、一段被忽视的录音 2023年5月10日，江某辉律师与刘媛、赵瑞胜有一次通话。这段录音被公安机关提取，作为证据移送法院，公诉机关也在法庭上出示了。但一审判决对这段录音的解读，却与录音本身的内容南辕北辙。 录音里，江某辉问刘媛和赵瑞胜：“你们有什么条件或者方案可以说。”刘媛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赵瑞胜也说：“没有条件。”江某辉追问，刘媛说：“我条件说了，你不是找了人嘛，出来道歉，胡国强，他不是你大哥嘛，出来道歉呀。”赵瑞胜补充：“你的意思态度好，什么都好谈，态度不好，道歉就行。” 这就是录音里的原话。刘媛和赵瑞胜的诉求，是道歉，是保证安全，是“态度好什么都好谈”。他们没有提钱，没有提项目，没有提任何财物要求。江某辉问“有什么条件”，他们回答“没有条件”。这哪里像敲诈勒索？ 然而，一审判决却认定赵瑞胜“利用对方恐惧心理，采取举报等要挟方式，在与对方谈判、讨价还价过程中，索取779.4万元未果”。779.4万元这个数字，出现在刘媛向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而不是出现在这段录音里。录音里，刘媛明确说“没有条件”，赵瑞胜明确说“没有条件”。判决书却把民事诉讼的诉求，硬塞进了“敲诈勒索”的框架里。 更讽刺的是，这段录音是江某辉提供的。江某辉是谁？他是刘媛聘请的律师，但他与对方律师张某州是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张某州还是主任。在另一段录音中，江某辉对张某州说：“想办法玩死他再说，什么敲诈勒索弄不成既遂，也得弄个未遂，够他喝一壶的。”这句话里的“他”，指的就是赵瑞胜。一个刘媛聘请的律师，在背后和对方律师商量怎么“弄”自己的当事人，这正常吗？ 一审判决没有追问这个问题。它采信了江某辉的证言，却对录音里刘媛、赵瑞胜的真实诉求视而不见。录音是客观证据，笔录是主观记录。当客观证据与主观笔录矛盾时，应当以客观证据为准。但一审判决选择了笔录，抛弃了录音。 二、谁在恐惧？ 敲诈勒索罪的核心要件之一，是被害人因恐惧而处分财产。那么在本案中，谁在恐惧？ 胡国强、张爽在笔录中说，他们害怕刘媛、赵瑞胜的跟踪、监控和举报。但他们的行为却一点也不像害怕的样子。2022年3月1日，胡国强方在乌鲁木齐殴打全某伟至昏迷，在首都机场当众殴打刘媛、扒掉她的上衣。2022年4月，孙某青带着300万现金到房山良乡肯德基，说是“赔偿刘媛所受的委屈”。2023年7月，孙某青打电话威胁赵瑞胜：“那俩律师活不过三个月。”这是一个恐惧的人会做的事吗？恐惧的人会主动打人、主动威胁、主动设套吗？ 反观刘媛和赵瑞胜，他们才是真正恐惧的人。刘媛在首都机场被殴打后，精神受到严重创伤，被诊断为抑郁症，有被害妄想症状。赵瑞胜在接到孙某青的死亡威胁后，不得不让律师撤诉，因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持续举报，是因为“只有他落马才能安全”。刘媛在录音里说：“我条件说了，你不是找了人嘛，出来道歉。”她想要的，只是一句道歉，一个安全保障。她害怕的是胡国强的权势，害怕被打击报复。 一审判决把胡国强、张爽认定为“被害人”，把刘媛、赵瑞胜认定为“加害人”。但录音里的真相是：刘媛、赵瑞胜在恐惧中求道歉，胡国强、张爽在嚣张中打人、威胁、设套。谁在敲诈，谁在恐惧，一目了然。 三、一场没有被害人的敲诈勒索案 更荒谬的是，本案的“被害人”胡国强和张爽，在刑事立案后从未接受过询问。他们的“陈述”，全部是2023年10月19日立案之前的行政笔录。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言词证据，不能直接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根据，必须经过刑事立案后的重新收集。但本案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没有任何一家在刑事立案后对胡国强、张爽进行过询问。 胡国强在2023年1月11日乌鲁木齐的询问笔录，张爽在2022年5月24日、25日的询问笔录，孙某青在2022年2月13日、3月25日的询问笔录，全某伟在2022年3月2日、2023年7月20日的询问笔录，这些都是在刑事立案之前收集的。它们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一审判决却直接采信了这些笔录，等于用行政案件的证据材料来定刑事案件的罪。这在程序上是严重违法的。 一个敲诈勒索案，没有合法的被害人陈述。一个敲诈勒索案，没有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向公安机关说过一句话。一个敲诈勒索案，被害人从未在法庭上出现过。这样的案子，怎么定罪的？ 更可笑的是，胡国强在2023年10月19日的笔录中说，刘媛、赵瑞胜的举报“只是造成了我在领导面前形象不好、影响不好”。他亲口承认，他没有恐惧。他的“恐惧”，是后来在法庭上被公诉人“解读”出来的。 四、